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央国企很可能会出问题的

2023年，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时间跨度三年，到2025年收官。 考核指标也随之调整：中央企业的经营考核从过去的“两利四率”，进一步聚焦到利润总额、净资产收益率、营业现金比率、研发投入强度、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上，强调“一利五率”，要求央企从“做大”转向“做强做优”。 改革的方向很清楚，可落到具体的企业里，很多老问题依然顽固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央国企很可能会出问题的。 这句话听起来像危言耸听，毕竟央国企有国家信用背书，资产规模一年比一年大，很少听说哪家倒闭。 可在我看来，央国企可能出现的问题，恰恰不是破产、爆雷这种看得见的危机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状态：企业还在正常运转，报表依然好看，可活力在一点点流失，战斗力在悄悄下降。就像一个人，没有大病，却总是提不起精神。 第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，是责任机制的弱化。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：做对了有回报，做错了要付出代价。 可在一些央国企里，决策链条长、参与的人多，一个项目从论证到拍板，要经过层层审批、多次开会，最后变成了“集体决策”。项目成功了，功劳大家分；项目失败了，责任却很难落到具体的人头上，“集体决策”最后成了“集体免责”。 于是，有些明显不该上的项目照样上马，有些明显该砍掉的业务迟迟砍不掉。不是没人看出问题，而是喊停意味着有人要出来认错、担责，这比顺水推舟难得多。 国家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。这些年，国资监管部门大力推进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，对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，实行终身追责。 这是一剂对症的药。但制度的效力，最终还要看执行的力度。只有让每一个拍板的人都清楚，自己的签字是要负责到底的，决策才会真正审慎起来。 第二个问题，是目标过多带来的动作变形。今天的一家央国企，往往同时承担着很多角色：既要稳增长、保就业，又要搞科技创新、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，还要履行社会责任、服务国家战略，同时作为市场主体还要实现盈利。 每一个目标都很重要，可当目标太多、考核太细的时候，企业最“理性”的选择，有时就变成了让每一项指标都看起来过得去，而不是把真正的主业做到最好。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反差：年度总结里成绩斐然，账上却趴着不少不产生效益的资产；口号上高喊创新，真到给研发人员放权、给失败留余地的时候，却谨小慎微。第三个问题，是人才的流失和激励的不足。 这些年，不少优秀的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时，对央国企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。待遇稳定、福利不错，是央国企的优势；可晋升看资历、收入看职级、评价看关系，又让一些有想法、有能力的年轻人望而却步。 在少数单位里，“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”的风气仍然存在，真正干事的人压力大、风险高，混日子的人却四平八稳。中层干部夹在中间，上面有人不退，下面有人不想留，自己慢慢学会了配合一切、不担任何风险。 一个组织如果只剩下执行力，而没有了创造力，它的竞争力迟早会出问题。值得肯定的是，改革也在这方面持续发力。 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央企基本实现全覆盖，“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、能增能减”的机制正在建立；一些科技型企业推行股权激励、超额利润分享，让核心骨干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。 央国企的资产规模很大，可规模大不等于质量好。有的投资当初图的是排名和体量，有的业务留着主要是为了撑营收，还有的项目合同一签就骑虎难下，继续投是亏，撤出来也是亏。 这些低效、无效的资产长期挂在账上，不一定会爆雷，却会慢慢侵蚀利润、占用现金流。国资委强调“一利五率”中的营业现金比率，正是要求企业不光看账面利润，更要看真金白银的现金流，把“纸面富贵”变成实实在在的效益。 第五个问题，是定位的摇摆。央国企到底是市场主体，还是政策工具？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常常是模糊的。 市场好的时候，它要承担保供稳价、投资欠发达地区、执行政策性任务的责任；市场不好的时候，它又要按照市场的标准接受利润考核。两种角色本身没有错，央国企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必须承担一部分国家使命。 但关键在于，要把政策性任务和市场化经营分清楚，分开核算、分类考核。否则，企业既不能像民营企业那样果断调整，也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不计成本，最后只能守着原样、不敢大改。 在我看来，这几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：激励和约束不对称。干好了，个人得到的回报有限；干砸了，个人承担的风险又很难落实。 在这样的机制下，最安全的策略就是不犯错，而不是去创造。所以，央国企改革的核心，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“人”的问题：让干事的人有回报、有空间、有保护，让不干事的人有压力、有退出，让犯了错的人承担应有的责任。 同时也要看到，央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。电网、铁路、通信、能源、航天、军工，这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，离不开央国企的支撑。 在新冠疫情、抗洪救灾、保障能源供应等关键时刻，央国企一次次冲在前面，发挥了“顶梁柱”的作用。在高铁、特高压、北斗导航、大飞机、深海装备等领